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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之變如何引發江南水利之變
從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權更迭的同時
江南地區水利事業也由興轉衰
來源:中國氣象報 日期:2019年11月19日08:22

  陳超

  中國古代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使得我們可以從農田水利建設的情況中一窺氣候變化的“足跡”。

  比如,在考察過中國水利發展歷程之后,冀朝鼎、葛全勝等都曾指出,古代水資源利用方式一直以來與該區域降水量的多寡密切相關——氣候干旱的時候,糧食生產迫切需要用水,蓄水灌溉活動進一步發展;氣候濕潤的時候,灌溉活動則相應減弱。

  五代至北宋初年,江南地區的情況正是如此。

  南方政權十分重視水利工程修建及維護

  五代時期,盡管戰亂不斷,但南方政權卻因重視農業經濟發展,而十分重視江南地區水利工程的修建及維護工作。江南6個州中,潤州和常州屬南唐管轄,蘇州、湖州、秀州、杭州屬吳越管轄。

  在南唐統治區內,李唐自立國后,就全面整治陂塘堰閘。丹陽縣民眾在縣令呂延禎帶領下“筑塞環岸,疏鑿斗門”,修復了練湖水利工程,使得練湖重新獲得生機,可以灌溉丹陽、金壇、延陵近萬頃良田。在武進縣,“為灌溉之利”,對原可灌溉4000多頃農田的孟瀆“復修水門”,讓它能夠繼續發揮灌溉作用。

  吳越錢氏政權在農田水利建設上做得更為出色。吳越政權首先完善了前代留下的塘浦圩田系統,在耕地四周設置了涇瀆,把耕地做成了棋盤式,形成了“脈絡貫通,縱橫分布,旱澇有備”的格局。除了在大江大浦設立堰閘外,在塘浦圩田系統小區域范圍內的高低地之間,也設有堰閘斗門,使其自成系統。即便是在“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指塘浦)而流泄耳”,可謂水旱兼治,基本收到了“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的效果。吳越政權還把此前分設的營田、治水兩個部門合二為一,設置都水營田使,負責統一規劃水利工作;組建撩淺軍四部,同時與鄉村歲修制度相配合。可以說,吳越政權在農田水利上的布局是全方位且成系統的。

  江南地區農田水利工程開始廢弛

  自從北宋王朝征服江南地區,情況開始迅速發生變化。

  水利工程的修護工作改由轉運使主管,江南地區農田水利開始廢弛。此后,原有水利設施有的被荒廢,有的被破壞。例如,原本在唐五代時能“溉田千頃”、被“日夜開浚”的杭州西湖,到了宋初已是“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原有的蓄水灌溉功能盡失。

  江南地區農田水利最嚴重的一次破壞發生在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轉運使喬維岳不究堤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于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堤岸、堰閘、溝渠是塘浦圩田系統的三大命脈,毀壞了就會失去對水網的控制,導致塘浦圩田制的解體。

  原本設置堰閘、溝渠是為了在水澇時能防止高地雨水瀉入低地,減輕圩區排水負擔;旱時可攔蓄雨水,以供灌溉。這些設施被毀壞意味著不論是排水還是灌溉工作均再無法有效開展。營田部門被廢除,民間原有的鄉村水利歲修制度蕩然無存。原先負責維護水利設施的營田部門則被認為是“閑司冗職”,也被廢除。百姓因為利益沖突或是出于生產便利考慮,或者毀壞堤岸,或者不肯出力維護,導致“堤防盡壞”。

  范仲淹這樣評價當時的農田水利狀況,“自皇朝(北宋王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于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可見在北宋初年,五代時期辛苦經營起來的塘浦圩田系統頹勢已定。

  把江南這樣一個地勢低洼的水鄉改造成全國最大的糧倉,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塘埔圩田體系的建成。而塘埔圩田體系的建設和維護離不開翻車(龍骨水車)。圖片從上至下依次為翻車,《四庫全書》王禎《農書》里的圩田和柜田。

  何以引發江南地區水利事業興衰之變

  是什么原因造成江南地區水利工程建設情況在五代至北宋初年出現如此大的轉折?對南唐、吳越政權來說,重視并大力修建水利工程的首要原因當然是發展自身經濟。錢氏吳越政權,一方面,“吳越立國于干戈擾攘之際,方欲富境強兵,必以農為先務。”另一方面,吳越統治者也意識到了“百姓藉湖水力生,無水即無民”的道理。 因此,《三吳水利錄》中稱:“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完,無過于浙右。五代之末,吳越錢王占居東南,專饗此利。經營修治國家之資,實基于此。”這也充分說明了吳越統治者通過發展農田水利推動農業發展,來鞏固執政根基的決心。

  統治者的決心固然重要,但農田水利工程費時費工,若非上下齊心難以完成,所以背后必然有強大的外界影響因素。如果我們將視角轉向氣候,很快就能發現背后的秘密。

  公元850年至949年,整個江南處在氣候干旱期,是過去1500年以來江南氣候最為干旱的時期之一。如今,我們已經可以用科學數值來描述它干旱的程度,那就是干濕指數——正值代表氣候處在濕潤時期,負值代表氣候處在干旱時期;正負符號后的數值越大,表示濕潤或干旱程度越大。而當時江南的干濕指數最低時達到-0.7。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江南大旱”,糧食絕收;貞明五年(公元919年),無錫 “時久旱草枯”,河道枯竭。同時,水災發生次數很少,“唯長興中(公元930-933年)一遭水耳”。 嚴重旱災促進了水利灌溉的發展。吳越政權迫于壓力在“蘇、湖、常、秀數郡”“盡心經理”農田水利。他們的努力很快收到了效果。盡管依舊極度干旱,但農田水利系統足以應付旱災,農業生產未受到較大影響,后人稱頌:“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

江南地區過去1500年干濕指數變化序列(表中紅框內為五代至北宋初年情況)

  而北宋王朝剛剛統御江南地區時,南唐、吳越政權留下的農田水利系統相對完備,仍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但維護農田水利設施與開荒種田方面的利益矛盾無法調和。原本維護農田水利設施是為了保障農業生產,但在當時因“塘浦久不浚治,故肥泥增漲”,當地“人戶不顧久遠之利,請射圍田”,意圖占有更多耕地,而“官中利于租稅”不免要考慮此間利害關系。

  此外,北宋初年施行的是以漕糧、綱運為中心的水利方針。政策重心從農田水利轉向運河水利,因而各地相繼出現了“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破壞圩岸的狀況。朝廷的農業恢復政策以及對水利設施的投資也并非集中在江南地區。畢竟北宋的統治中心在北方,因此朝廷的主要農業政策都集中在了恢復華北地區的農業生產上,對水利設施的投資也都集中在了這一地區,尤其是黃河和汴河上。

  與此同時,自然條件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公元950年至989年間,江南氣候進入相對濕潤期。江南干濕指數最高時接近0.25。 受此影響,太湖地區旱災數量明顯減少,僅在公元953年發生過一次;水澇災害也未見顯著增多,只在公元977年、981年、982年發生過。

  由此看出,當時氣候水旱調和,農業生產也失去了對蓄水灌溉或防洪排水的迫切需求。當時,蘇州“昆山之東、常熟之北”一帶“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人們認為,即便是“堤防既壞,水亂行于田間,而有所潴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在這種環境下,農田水利設施無關緊要。所以,那些承擔農田水利設施維護工作的百姓態度并不積極。

  回望那段歷史,盡管水利工程情況的變化與是否具備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負責督辦農田水利工程的人員是否了解當地實際情況,以及當地利益矛盾、水利政策資金投入和側重點等息息相關,但氣候變化的關鍵性作用仍顯而易見。(作者系華北水利水電大學講師)

  參考文獻:

  葛全勝:《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八七一,《練湖碑銘·復練塘奏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明)歸有光撰:《三吳水利錄》卷三,《周文英書》,中華書局,1985年

  (清)錢文瀚撰:《捍海塘志》,光緒九年刊本

  (清)錢泳撰,孟斐點校:《履園叢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宋)范成大:《吳郡志》卷十九,《水利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

  汪家倫校注:《浙西水利書校注》,農業出版社,1984年

  江蘇省水利廳水利史研究小組:《太湖水利史(討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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